气候变化——当代典型的政治挑战

通贝里去年发起「为气候罢课」运动,当其他同学回校上课时,她跑到国会大楼外示威,要求政府依照《巴黎气候协定》减少碳排放。她的抗争持续多个星期,叫人佩服,不但吸引了逾百个城市的学生以各种形式响应罢课,她亦登上《时代》周刊2019年百大具影响力人物,更获瑞典国会议员提名角逐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。不论最终获奖与否,她和平推动环保的努力已是全球共证。

本周一(9月23日)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举行前,通贝里的运动再次引发全球大罢课。澳洲单是墨尔本的示威人数便达10万,全国逾2,500家企业参与罢市;在德国柏林,8万人齐集勃兰登堡门响应号召,总理默克尔同日宣布在2030年前斥资1,000亿欧元推动环保,尤其是投放在零排放的公共交通上。
 

社会运动的世代差异

这场席卷全球的运动由年轻一代领导。除了通贝里及各地许多学生响应号召外,参加者举起「支持我们的学生」、「聆听我们的孩子」等标语,可见许多人以学生为是次全球抗争的主体。由环境科学家组成的忧思科学家联盟(UCS)亦发布「成年人手册」,形容这次运动是由青年发起,并建议成年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甚至身体力行参与罢工,「以示其与各地青年同行及对他们的支持」。

领军的角色落在青年身上,很大程度上因为年轻一代本身就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最重要持份者。气候暖化的过程虽难言长,但也绝对不短,全球气温预计最迟会在2050年上升摄氏1.5度。现时全球发达地区人口平均寿命约为80岁,以此推算,到了2050年,目前50岁或以上的人许多已不在人世,换言之亦不用面对届时因全球暖化而出现的生态灾难。但目前十多岁、二十多岁的年轻一代,在2050年多有家室。正如通贝里去年在TED大会(以技术、娱乐、设计为主题的跨界对话平台)演说时表示:「大家构想未来时,不会想及2050年后的世界。我们当下做什么、不做什么,却会影响我一生,并影响我的孩子、孩子的孩子。」从跨代正义的角度看,若我们现在的消费及生产会由数十年后的人类承受恶果,怎可能称得上公义?

年轻一代成为抗争骨干,当然也可能因为资讯世代的青年比以往更多途径关心社会。去年3月由中学生领军的美国80万人促枪管示威便是好例子。然而,不论是跨代正义抑或政治启蒙年轻化,毋庸争议的是多个民调显示,青年的确比上一辈更关注气候及环保问题,认为人类在令全球暖化。由此可见,气候问题俨如一场世代之争,好像在脱欧问题上英国年轻人较拥抱欧洲、年长者倾向脱欧,及同性婚姻上美国青年较支持、上一辈较抗拒,社会不同年龄层因为价值观及认知等原因对社会议题取向各异,须寻找最大公约数甚至互相妥协。

纠缠不清的金权政治

理应浪漫的青春要花在街头之上,或多或少反映出年轻人对政府的失望。正如上周五大罢课前,通贝里在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,抱怨政府没有聆听科学家对全球暖化的警告:「我不是要你听我说,而是要听科学家说。我希望你们以科学为基础,采取实际行动。」

何以成年人没有听科学家说?能源开发、工业生产等人类活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,温室效应令全球增温,是初中生也明白的显浅道理,但现实是世上仍有不少人相信「全球暖化否定说」,认为全球暖化非人类活动造成。英国调查机构YouGov及剑桥大学最近的调查发现,印尼、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分别有18%、16%及13%的民众相信「否定说」。

「否定说」有市场,背后庞大的宣传机器「功不可没」。「否定说」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保守派科学家,主张全球暖化的主因乃太阳黑子活动,而气温升幅亦在合理的范围。纵然部份人或许真心相信,但不少宣传乃出于政治动机或利益。例如支持「否定说」的马来西亚裔科学家Willie Soon,便被揭发接受石油巨企埃克森美孚数以百万美元计拨款。事实上,这间公司早于1981年已知道使用石油可能导致全球暖化,但多年以来仍然支持「否定说」,拨款据估计已逾3,000万美元。雪佛龙、前称英国石油的BP、蚬壳等能源公司,同样大洒金钱在「否定说」的科研或宣传上。

 

更重要的是,这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千丝万缕,例如一直反对减排政策、重金支持「否定说」的美国科氏工业,便曾因为共和党众议员支持减排政策而终止对其提供经费,改为支持其茶党同门对手,最终将那名支持「否定说」的茶党人送进国会。不只在环境政策,也不只在美国或一两个国家,金权政治显然在不断蚕食各地民主政治,令政策向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倾斜,并以广大民众的福祉作为代价。考虑到这种扭曲操作的现象,便不难理解为何连青年也要上街疾呼,但仍不易令政府大幅度减排。
 

难以取代的政治协调

美国总统特朗普绝对是「否定说」的支持者,他上任数月便退出《巴黎气候协定》,并委任埃克森美孚的主席入阁,其至今两任环保局局长都对全球暖化说有保留,反对大幅度减排政策。面对这种局面,有人提倡绕过政府来推动环保。大企业自愿节能、减排,个人的日常生活减少耗费资源,可以为地球做的事情还有不少。

然而,仅靠社会自发来推动减排,只怕过于理想化。根本的问题在于,许多环保做法都似乎损己而利人,难以提供足够诱因。举例说,在炎炎夏日不开冷气,为此承受的煎熬并不易受,即使能省下一点钱,许多人也会认为得不偿失。做一件道德上值得称许的好事,但会减损自己的益处,试问有几多人会持之以恒?再者,个人环保习惯,例如坚持夏天不开冷气、多以单车代步等,对减缓地球升温的作用几乎看不见。气候变化之浩大对比个人努力的微小,难免令许多理性的人相信,个人减排根本没有实际效果。

这种困境无疑提醒了我们集体行动之必要。尤其在近年,世界各地吹起反建制风潮,社会普遍都不信任政府。英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地的投票人数仅为合资格选民的六成多,美国更只得五成半。毫无疑问,建制应该被批判及改造,但我们并不能因而完全对政治失望,或只留在体制外反建制、反政府。毕竟许多社会问题并不能靠个人或企业等民间层面解决,而必须由政府协调,并可能要在过程中取舍及妥协。一个民主政体要运作得有生命力,不可能没有广泛而积极的公民参与。

超越国界的全球公义

气候变化是当代典型的挑战,还因为它超越国界,如难民、经济剥削、疾病等问题般须国际社会合作。若然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减排,而另一个国家不肯,最终只会事倍功半。然而,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令合作变得困难。第一是影响差异,例如全球暖化而令海平面上升时,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、夏威夷的小岛、上海和香港等沿岸城市将首当其冲,海岸线较短的国家则影响较小;第二是责任差异,目前四分之三的碳排放来自12个国家,照道理责任应该最重,加上许多已发展国家自工业革命起经济活动蓬勃,对今天的全球碳含量可谓责无旁贷。

虽然国际社会于1992年的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》,已认同各国有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」,但在这两种差异之下协调公平的机制以集体减排却很困难。有的认为,应以经济体及碳排放量为标准,按比例减少碳排;也有人主张,已发展国家应承担较大责任,避免因为减排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。但归根究柢,此等问题也非不能化解,例如已发展国家可透过能源科技的援助,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同时仍能发展其经济。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同国家的政府是否有足够的互信,愿意为了全球特别是下一代的福祉而牺牲。特朗普便率先以行动表明,他并不相信国际社会合作,因而退出《巴黎气候协定》。

「全球化」听起来已经陈腔滥调,但的而且确愈来愈多问题必须在国际层面方能有效应对,气候变化可谓其表表者。正如历史学家哈拉瑞(Yuval Noah Harari)在《21世纪的21堂课》中指出,本世纪人类面对三个跨国界的挑战,即核战、气候变化及科技的颠覆。而人类正经历的气候变化之所以难解决,与民族主义或单边主义不无关系:若以一国利益优先,便难以与其他国家携手付出。「对气候变化的怀疑,通常来自国族右翼,这并非凑巧……因为没有国家能自行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,民族主义政客便倾向相信此问题根本不存在。」

 

 

上文节录自第181期《香港01》周报(2019年9月23日)《气候变化——当代典型的政治挑战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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